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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4 22:10:34

                                                                除了疫情期间的口罩,就是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之前的药品了。今年1月,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简称“带量采购”)开标时,降血糖药物阿卡波糖竞价环节,德国药企拜耳报出“骨折价”每盒5.42元,不到原价的1/10。这款由拜耳原创研发的药物,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已连续多年占据国内糖尿病药市场份额首位。

                                                                自2010年起,上海开始的试点药品集中采购,被业内称之为“带量采购2.0版”。“抛开质量谈价格的风险是很大的。”龚波介绍说,上海摸索建立了一套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他自嘲是“土法一致性评价”,共7个指标,涵盖了生产企业规模、环评情况、质量认证、内控指标、实验室检测等环节,规定至少满足5项指标才可入围参与竞价,进口原研药企与仿制药同场竞争,价低者中标。

                                                                针对药价越招越高,2004年3月底,全国1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起草了《关于请求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建议》,“上书”国务院,表示招标后中标药品价格远超市场批发商实际供应价。

                                                                目前美国确诊病例全球最高,您觉得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为什么美国的确诊病例如此之多?新冠疫情有可能出现反弹吗?中国的防疫工作能否带来启发?关于这些问题,总台记者专访了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凯利·李。

                                                                三明医改有其自身的紧迫性。改革前医保穿底,2010年,三明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超过1.4亿元,医保基金欠付全市22家公立医院药费1700多万元。医改后,到2014年底,三明市医保结余8600余万元,药占比从2011年的46.77%下降到2014年的27.36%,全市县级以上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药费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业内盛传的“近九成仿制药品将被淘汰”并非空穴来风。从各地医保系统的实际工作中能够明显感受到相关风向。

                                                                原研药在专利保护期满后,除了原本的研发公司,也可由其他药企生产防制药品,但仿制药因杂质含量、生物利用度等差异导致其临床安全性、有效性和原研药不一样。早在2012年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就曾要求,未通过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将不予再注册和注销其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这类情况的出现与以往招采制度密切相关。药品全国带量采购试点之前,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竞标,普遍做法是“分组竞价”,也叫“质量层次”。通常情况下,原研药、进口药分为一组,被业内称为“VIP包房”组,数量少、竞争性差,稍微降价就能入围;仿制药、国产药按质量等级再分几组,各组内部竞价,越到质量层次低的分组竞争越激烈,几十家企业为一两个名额“厮杀”,价格越竞越低,这也是国家发改委多次调价后原研药、进口药价格仍居高不下的原因。

                                                                “带量采购落地,确保采购的药品被用掉,不能像从前那样招一个、死一个,这需要卫生部门的支持和联动。”龚波介绍说,上海市每家公立医院上一年度的药品用量是有数的,具体到每一位医生开了多少药都有据可查,新的带量采购药品如果实际处方量明显减少,那么卫生部门会进行“医师约谈”,以示警告,同时,“完成带量采购目标”还会作为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直接关联到个人工资、奖金、科室发展和医院的整体评价。